古人很早就認識到，讀書要從娃娃抓起。古代將對兒童的初步教育稱為“蒙學”，“蒙以養(yǎng)正，圣功也”。

從殷商時期就專門為貴族子弟開設了小學;春秋時期民間就出現(xiàn)了對兒童進行啟蒙的機構(gòu)。針對兒童的教材也隨之產(chǎn)生。

西周時期有《史籀篇》，秦代有《倉頡》、《爰歷》、《博學》等類似掃盲讀本一樣的教材。到了漢代的《急就篇》，第一次使用韻文的形式，比如“漢地廣大，無不容盛”等語，擺脫了字與字、句與句之間毫無關聯(lián)的狀況，便于兒童記憶。

再往下數(shù)，南北朝出《千字文》，宋代出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經(jīng)》，這三本共同組成了流傳歷史千年的一整套識字教材“三、百、千”體系，基本將前朝所有的童蒙讀物取而代之，其中“三”偏重道德教育，“百”以日常應用為主，“千”傳授則是行為規(guī)范和處世準則。

古代開蒙教育方式比較單調(diào)，主要是朗讀和背誦。上課的時候，學童站在老師旁邊，老師念一句，講解一句，學生跟讀，讀幾遍以后讓學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自己讀，直至背誦。背誦無誤后再教新課。而每日新課前，要讓學童把之前的內(nèi)容輪流背誦。

這種強制記憶的方法，對兒童來說顯得略微枯燥和殘酷，違反兒童好動的天性。

在當代傳統(tǒng)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，模仿傳統(tǒng)教育的“私塾”和傳統(tǒng)文化讀本在雨后春筍般冒出來，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。這些所謂“私塾”的師資如何，所選用的教材真的是“傳統(tǒng)”童蒙教育的教材嗎?

比如私塾宣傳的兒童要背的《弟子規(guī)》，其實根本不是古代傳統(tǒng)童蒙的讀物。究其原因，《弟子規(guī)》讀本出現(xiàn)在清代，是山西一位落第的秀才李毓秀所編，因為作者沒有走上仕途，也沒有什么學術成就，所以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記錄很少。

最初，《弟子規(guī)》是在祠堂、茶館、書館這些公眾場合，給干完農(nóng)活不識字的勞動者提供掃盲教育，宣講倫理道德和基本法令的，頂多算是“倫理類”讀物中非常不重要的一小部分，根本不是提供給學齡前的兒童開蒙的。

其實，傳統(tǒng)蒙學的教材非常豐富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中國歷史上出現(xiàn)的童蒙讀物多達1300多種，有50種是比較主要的。

“一陣烏鴉噪晚風，諸生齊逞好喉嚨。趙錢孫李周吳鄭，天地玄黃宇宙洪。《千字文》完翻《鑒略》，《百家姓》畢理《神童》。就中一個超群者，一日三行讀《大》《中》。”

即便是開蒙教育，也被按照不同的年齡和教育程度分得很細致。“三、百、千”僅能滿足最基礎的集中識字階段，再往后到了兒童十來歲，就要選擇一些韻文知識讀物，作為進一步閱讀“經(jīng)史子集”的過渡。如《幼學瓊林》、《聲律啟蒙》等。

《聲律啟蒙》由學者車萬育編撰。車萬育，湖南邵陽人，康熙三年進士，歷任庶吉士，戶部、兵部給事中，史書中說他常仗言直諫，以忠君、正直傳名。

在《聲律啟蒙》中，車氏以對子的方式和嚴格的用韻，將天文地理、人物景物、歷史典故、器物蟲魚等等常識編撰在一起，使整本書朗朗上口。全書共有90首對子文，按韻分編，一個韻下有3首。

尤為可貴的是，《聲律啟蒙》的韻文編輯并非簡單的羅列，而是通過這些故事，向兒童進行生活常識和道德規(guī)范教育。

比如：“仁對義，讓對恭，禹舜對羲農(nóng)。雪花對云葉，芍藥對芙蓉。陳后主，漢中宗，繡虎對雕龍。柳塘風淡淡，花圃月濃濃。”一句，不僅教授了字、詞和對聯(lián)的常識，還通過對比讓兒童了解堯禪讓給舜、舜禪讓給禹反映了中華傳統(tǒng)道德中注重謙讓和仁義的文化。

平仄工整、聲韻和諧、用詞通俗、節(jié)奏明快、富有樂感，既符合兒童的興趣，又容易誦讀和記憶，《聲律啟蒙》應該是現(xiàn)代孩子接受傳統(tǒng)文化教育的好讀本。